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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杨荣昌

    当下小说创作有着令人担忧的病症,其中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的双重绞杀,是造成小说散失独立思想和艺术锋芒的重要原因,写作变成一种与现实和解的话语策略。特别是年轻一代写作者,似乎很懂得如何讨世俗社会的欢心,在大量滋生的时代困境面前,他们习惯以轻盈的笔触略过苦难的表层,在语言游戏中放逐真实的心灵,以迎合浮躁人心的某些癖好。很少有人愿意去触及沉重的话题,挑战写作的难度,探寻人性深掘与艺术冒险的奥秘,导致大量肤浅与平庸的作品如泛起的沉渣,溢满当代文学的河床。然而构成文学史的毕竟是一座座高峰之作,无论是历经时光淘洗的经典,还是为拓展人类经验边界或建构艺术迷宫而作出尝试的写作实践,它们才是最值得尊重的。尤其是那些对历史充满反思与诘问,对人类命运遭际满怀悲悯与忧伤的作品,即使在艺术构型上尚有不成熟圆融之处,但依然难掩其灼热的人文之光。在此意义上来看段爱松的长篇小说《金缕曲》(《中国作家》2017年第5期),会发现其抵达人性纵深维度、激扬哲学之思、变革叙事艺术的努力,体现出一种破除艺术藩篱的可贵的先锋精神,为文坛提供了一个可资解析的文学范本。

    一、无以规避的历史宿命

    《金缕曲》中的地域背景“晋虚城”,即今天滇池畔的晋宁,也是作者的故乡。这里曾是辉煌的滇文化的发祥地,是古滇王国的都城。据考古发现,晋宁石寨山遗存下来大量的古墓群,时间在战国晚期至东汉年初之间,发掘出数千件的青铜器,种类包括兵器、乐器、宗教器物等,反映出当时较高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水平。如此漫长的文明流脉,后来竟逐渐隐没在了历史的背影深处,古滇王国世运衰落,城池倾圮,秘密沉埋地下千年,不断诱引后人去探析解疑。小说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、而今已面目全非的小城,他以贩卖鸵鸟肉为生,曾为解救被侮辱的少女失手杀人, 却又因少女离奇失踪无法在法庭作证而获刑。现实中的强大压迫性力量,让他一度迷失了正常的心性,常常产生幻觉,潜意识中认定自己是古滇王国历史上率兵攻城略池的将帅,只因战争失败导致兵卒溃散。在他的意识深处,始终摆脱不了青铜贮贝器上的金黄骑士的追杀,于是只好选择不断地逃亡,力求挣脱那些似乎被巫术掌控的骇人景象。

    小说甚至没有给予主人公确定的名字,有意虚化叙事的主体,使其仅作为一个能指的存在。而且不断变换叙事的角色和方式,让叙事主体能够自由穿梭于历史和现实之间,沟通两者内在的隐秘联系。小说中的历史并非正史,而是一种泛化的陈迹和遗存,青铜贮贝器则是这种遗迹的代表,是漫长历史的所指。作为历史先民智慧的结晶,青铜贮贝器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态,那些精美绝伦的人像兽形,雕饰纹路,形象地诠释了古人的创造伟力。但历史又是不忍逼视的,走进它的细部,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场景:

    在这热闹的集市的一角却散发着恐怖的血腥味。广场中央伫立着权威象征的铜鼓和巨柱,有个男子被捆绑在木牌上行将受戮,以神灵的名义,他将被用作祭祀的牺牲。地上还有被砍去头颅的尸首,他的亲人在旁边跪地,双手抱头哭泣。还有一位赤身的受刑者,手脚被缚,还被两人牵曳着,伏卧在两段木板之上,让人担心他即将被斩的腰部。不远处,还有一些更可怕的柱子,柱脚的巨蟒正在吞噬活生生的人体……①

    这显然是一种超出了现代人审美想象的历史真实。主人公长年在这块弥漫着神秘巫风的土地上生活,对祖先的历史定当不陌生。然而更让他无法承受的是,现实中大量出现的变异,如毁灭的自然,破坏的生态,溃散的人心,腐烂而仍出售的蔬菜和鸵鸟肉等,无不喻示着悠长的历史足迹并未将文明的薪火传承,反而以其阴郁的面容,诱导人性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青铜贮贝器上的狰狞图案与现代化发展中异化的生态,冥冥之间形成一种呼应,成为主人公难以摆脱的梦魇。他只有找到开启贮贝器上的金色钥匙,才能打通与古滇王国的通道,得到最终的救赎。

    我得重新找回自己,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王国。

    我必须找到那金色的钥匙,打开贮贝器上,通往未知领域的那个秘密通道,以解救被捆缚在祭祀台上,我被歪曲了的真身(那是对我的王国战败的无耻丑化)。我得按照头脑中打开的暗室提示,重新回到过去,以扭转现在不利的局面。②

    主人公逃到了晋虚城过去十位好友(古滇国将领)的生活中,期待得到帮助以获得解救。却不料整个追寻过程无非只是重重幻象的影子与碎片,一切的艰辛努力与精心准备,宛如古老辉煌的古滇冶炼术一般,在强大的历史宿命与进展中,被那些不可知的隐秘力量渐渐埋葬和湮灭。昔日的十位将领,亦即今天现实生活中的十位小镇少年,和自己一样正经受着某种不可规避的宿命的牵引。这种宿命同样来自于古滇国隐秘的巫术之源的轮回之力。十少年历经艰难、反复抗争,却依然摆脱不了被诅咒的命运。他们只有继续倒退,去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国时间深处寻找根源。主人公以亡灵的身份回到家族的历史中,试图从人性的角度剖析历史与时代发展的变异之音,以期获得最终理想的自然、社会、心灵救赎之路。只是这种努力往往是无效的,历史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,弥散着幽灵般的气息,在其强大的迫压之下,人注定摆脱不了无助与迷狂的命运。

    二、无处逃离的人性挣扎

    《金缕曲》第二部分“活蹦乱跳”有着明确的题材所指,缘起于数年前发生在“晋虚城”的一个连环杀人案。凶手疯狂地杀害了十余名正值青春期的花季少年,并将尸体残忍地肢解埋藏,被绳之以法后在法庭上拒不认罪,也无悔恨之意。这是一桩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,只可惜当时间之潮退去,除了留给受害者家属永远无法弥补的心灵哀恸外,事件终究难逃被遗忘的命运。这是新闻事件普遍面临的尴尬,哪怕再大的社会性灾难,如果只有表层的报道和描摹,没有深及内里的探寻,后人记住的往往只剩下一串冰冷的数字。在这种习惯性遗忘的社会病症面前,需要文学的参与,需要作家以创造性讲述,把灾难变成耻辱和心灵印记,让后来者面对它时,能够引起灵魂的长久惊悸,从而铭记下自身历史上极其丑陋的一页。

    在这部分中,分别以“脑垂”“眼实”“耳虚”“血败”“经奇”“影重”等为题,各个章节指涉人身体的某个器官。主人公变成亡灵,并以身体的某个部位作为叙事的主体,叙述身体遭受杀戮的感觉,如大脑被吮吸,眼睛被剜出泡进烈酒,耳朵遭受剧烈轰鸣的侵扰,鲜红的血液喷涌而出,影子与肉身的割裂,等等,充分动用了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等感官,把杀戮的痛感推向极致。这是一种逼向绝境的“身体叙事”,身体是人生命存在的基本载体,当它的完整性被肢解,存在的合法性也就散失了,生命尊严也将无从谈起。而身体伴随凶手行凶,见证了罪恶因子在人体内被诱发、聚集、膨胀,最终爆发的全过程。作者对人性恶的逼视与揭示,可谓用力甚深。

    小说体现了强烈的审判意味,不仅仅是对杀手,还对杀手周围嗜血的人性、扭曲的灵魂,以及造成这种扭曲根源的一种深刨。作者的批判没有表现出声嘶力竭的姿态,他懂得文学的力量不是靠外在的作态来表达的,更应该如静水深流,以沉默冷静的叙述来撞响人性深处的钝钟。他力图站在一个更高的人性维度上来审判凶手,审判社会,而且不乏悲悯,不乏寻找救赎的努力,以求为荒诞的社会提供一种注解,为破败的人性寻求一份见证。只是这样的努力在与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性博弈时,其艰难不言而喻。

    随着我的躯体逃亡、被捕、判刑、枪毙、死亡。老屋里的白天,俨然成了荒草丛生之所。不时却有极个别的闲散人,好奇地把头凑近那两扇腐旧的木门,希望透过狭窄的门缝,观测民间传说中种种骇人听闻的场景。甚至有的还把耳朵,凑了上去,期盼听一听,生与死在里面搏杀留下的惨烈之音。更有胆大妄为者,迷信流言蜚语中,关于老屋藏有石寨山地下宫殿无尽宝藏的说法,乘夜深闯入盗取而一去不复返……③

    每当灾祸发生,与己无关的人,总喜欢把他人痛苦视为自己快乐的所在,对痛苦者的偷窥、猎奇,甚至还有潜隐的幸灾乐祸,某种程度上,它们构成了惨剧发生的一种“共犯结构”,杀手的一次次得手,与这种人性恶不无关系。在罪影重重的现实面前,作者的救赎是乏力的,尤其当罪恶已化为经血,溶注于人身体的每一条经络,外在的力量,特别是道德训诫,总是显得那么的软弱无力。或者,这种本该以救赎者姿态出现的力量,却在需要的地方缺席。

    我并不知道,我被害的旁边,新建的基督教教堂高高耸立有何象征。它显然看到了这一切。我一直认为,它是世界隐形的第三只眼,只是为何它并没有发出,任何光亮或者声音。④

    小说有着极强的画面感,一边是引人入善的诵经声,是神明与巫术的互博,一边的罪恶却仍如出笼的困兽无以阻挡。杀手的刀起刀落间,一朵朵鲜艳的青春之花瞬间陨落。小说叙事中还穿插进许多关于古滇王国的神话与传说,与其他神话类型不同的是,这些恍兮惚兮的描写,宣扬的不是文明开创者的文治武功,也非人性善的彰显,而是流动着阴冷的色调,巫气弥漫,邪灵横行,遍布颓靡与沉沦的味道。古滇王国历史的消失与人性的颓败,呈现出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,它揭示出渺小生命个体的挣扎终究不敌大势所趋,世界将失去人对它的最后的信任,这是真正的绝望。

    三、向死而生的孤绝叙事

    面对当下小说创作的困境,我们急切呼唤一种源自艺术本体的内在驱动力和创新力,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,总是向着人内心的深度掘进,在艺术的冒险中追求一种有难度的写作。《金缕曲》的叙事以主人公梦幻中的心理变化为主线,采用超现实主义的写法,将人物活动场域置于历史与现实的交叉之处,以意识流推进情节的发展。经验与超验融为一体的叙事,体现出直接性与在场感,漫延着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。结构上,破除传统小说整全的文本格局,以四个相互独立又有联系的板块来构成小说的整体,追求逻辑层次的连贯和精神气韵的流通,尤其是大胆借用长诗形式和世界名曲结构来叙述,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复调结构,形成含混复杂的艺术风格。就表现主题而言,这部小说本可以写成纪实文学或通俗文学,因为作为小说背景的连环杀人案,其残酷性已具有了足够吸人眼球的商业元素:悬疑、暴力、嗜血、疯癫、无序,但那样的写作将会削平深度,最终仍会像现实事件一样快速消逝于浮嚣的时间记忆中。段爱松显然不属于追逐风潮的人,他有着自己独立甚至是孤绝的艺术追求,这种追求体现为对叙事艺术不竭的探索热情,包括对人性恶的不遗余力的呈示与批判,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世界,这样的努力断然难以成功。在这部小说中,题材的处理也力求消隐真实事件的影子,通过变形和夸张的艺术手法,虚构出一个个看似不可能却又经得起逻辑推敲的场景,以艺术的合理性表现达到深掘人性的目的。

    诚然,每一种艺术探索都会遭遇重重困难,尤其是在没有先验的榜样作为参照的前提下进行的实验,其成功的诱惑与失败的陷阱同在。极端化的叙事与当下这个愈显怪异的社会面貌呈艺术同构关系,想象中的不可能,在现实中早已屡见不鲜。因此,作者不惜冒着失败的危险,以激进的姿态向着未知的领域进发,期望能以小说触及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的某些面相,呈示出在历史重压与现实困顿中的人性变异,从而发出有力的警示。只是不容回避的是,这种形式主义实验,过于追求碎片化呈现和意识流叙事,有的地方用力过猛,造成四个部分之间的某种割裂感,压抑了小说作为自足审美空间所应有的艺术张力。

    青铜文化无疑是中国历史文化精髓的代表,它寓示着一种遗存对于当代的沉重压迫,无处躲避的金黄骑马人对主人公的追杀,主人公变成亡灵之后的回溯性追源,找到金钥匙打开青铜贮贝器,进而寻找历史密道的渴望,都呈现出一种向历史传统复归的内趋性力量。但在表达方式上,这种不断转换叙事角色,甚至不惜以极端方式采用身体各部位作为叙事主体来阐述对于杀戮、死亡等的主观性体验,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很难找到参照和借鉴的。相反,我们读到的更多是现代主义、甚至后现代主义关于世界的观感。由此可看出世界的碎片化本质,人心的变异已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。小说对《古兰经》《圣经》的引述,固然与其所描写的“晋虚城”即今天的晋宁县存留的大量伊斯兰文化有关,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一种中国化了的“本土文化”,同时以西方名曲的结构来“结构”小说,以一部长诗结合世界上最伟大的五部交响进行交替结合叙述,均可看出作者将西方文化经验,尤其是叙事艺术植入中国本土化题材表现中,从而实现与西方文学对话的努力。在叙事手法上,明线铺排与心理暗示交织,多条线索共同作用,表现出丰满而质感的艺术维度。这种试图以敞开的方式来叙述“中国经验”的写作,对于生长中的中国文学,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尝试。

    段爱松本身是一位出色的青年诗人,创作了大量结构繁复、寓意深远的诗歌。长久的诗意凝练与提纯,浸润了小说语言的美感,横亘小说内里的却是一种强烈的哲思,气韵纵横,呈现出华丽而哀伤的格调。回归到艺术表达的本源,文学需要挺立起“人”,尽管《金缕曲》的主角并非完全是现实中的人,或者说不是一个完整的人,而是由人的各个器官甚至亡灵充当叙事的主体,然而这并不影响小说在建构人性维度上的努力。作者孤绝的探索精神,向死而生的艺术勇气,在小说艺术的拓展方面迈出了极其重要的步伐。这或许可以表明,先锋文学并未终结,先锋精神仍顽强地存活于年轻一代写作者的艺术实践中,正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艺术精神,成为推动文学前行的重要力量。

    注释:

    ①孙敏:《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国》,《博物》2004年第8期。

    ②段爱松:《金缕曲》,《中国作家》2017年第5期。

    ③同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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