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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宣扬云南美的首人与首文1

    我国现存最早的上古文献汇编《尚书》书影

    宣扬云南美的首人与首文2

    撰写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的司马迁(公元前145年—公元前90年)

    宣扬云南美的首人与首文3

    盐津县豆沙关秦代修筑的五尺道遗址 张彤 摄

    宣扬云南美的首人与首文4

    晋宁重现古滇国历史文化景观的“滇海古渡” 张彤 摄

    作者:耿嘉

    今年7月23日,中共云南省委、省人民政府在昆明召开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,提出云南要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、绿色发展、制度建设等方面勇于创新、探索经验、走在全国前列,做到生态美、环境美、山水美、城市美、乡村美,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最美丽省份。大自然赋予了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地理多样性的云南,主动扛起这份使命担当,既是时代使然,也是历史使然。追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,至迟从助周克商时开始,云岭高原上的云南美名已受外界关注。到了不断开疆拓土的汉武帝时代,就有人以如椽之笔,专门将云南的非凡正式载入史册。

    《尚书》中的远古云南形象

   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的黎明时刻,周武王姬发率领戎车三百辆、虎贲三百人、甲士四万五千人和友邦同盟军,在商都郊外的牧野誓师,准备一举拿下商都朝歌。

    周武王左手拿着黄色大斧,右手拿着白色旄牛尾,指挥大军,以一句“远劳了,西方的人们”开始,请友邦的国君和办事的大臣、司徒、司马、司空,亚旅、师氏、千夫长、百夫长,以及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的人们,举起戈,列好盾,竖起矛,共同宣誓讨伐无道的商纣王。在记载这一行动的《尚书》的《周书·牧誓》篇中,周武王特别提到的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,来自西南地区,周文王时就已经成为周的友邦,其中的髳、微、濮,就是由“元谋人”后裔发展而来的云南部族。

    《尚书》最早名为《书》,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上古文献汇编,保存了自尧舜到夏商周时期的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等档案文献,至汉代备受尊崇,列为儒学经典,称为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中的《周书·牧誓》,是周武王姬发率军进攻朝歌前,举行誓师活动留下的档案文献,全文如下:

    武王戎车三百辆,虎贲三百人,与受战于牧野,作《牧誓》。时甲子昧爽,王朝至于商郊牧野,乃誓。王左杖黄钺,右秉白旄以麾,曰:“逖矣,西土之人!”王曰:“嗟!我友邦冢君、御事,司徒、司马、司空,亚旅、师氏,千夫长、百夫长,及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人,称尔戈,比尔干,立尔矛,予其誓。”王曰:“古人有言曰:‘牝鸡无晨;牝鸡之晨,惟家之索。’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,昏弃厥肆祀弗答,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,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,是崇是长,是信是使,是以为大夫卿士。俾暴虐于百姓,以奸宄于商邑。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。今日之事,不愆于六步、七步,乃止齐焉。夫子勖哉!不愆于四伐、五伐、六伐、七伐,乃止齐焉。勖哉夫子!尚桓桓如虎、如貔、如熊、如罴,于商郊弗迓克奔,以役西土,勖哉夫子!尔所弗勖,其于尔躬有戮!”

    据史载,公元前1048年,周武王东进到盟津会诸侯讨论伐商时,“八百诸侯不期而会”。3年后,其势已成的周武王率军进攻商国都城时,入盟者必不少于盟津之会。但是在誓师时,专门点出来自西南的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人,彰显了这些部族在这次总进攻中,有其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。从誓词中一再交待攻城行动中,一段时间要停下来整齐一下,或许可以说明远道西来的这八个部族之人,都是长于进攻的勇士,有“如虎、如貔、如熊、如罴”的威武干劲,所以才能“牧野一战血流杵,鹰扬伟烈冠武臣”。

    这或许可以说是上古历史文献中,首次对远古的云南及其部族的记载,所呈现出来的远古云南,是趋向正义、威武勇猛、助周克商的除暴安良形象。这一气质,在云南后来的历史中,一再发扬光大。

    走近云南的辞赋文学大家

    代商而立的周,实行的仍然是分封制,但已经形成周王为万邦共主、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,因而流传于周之“王畿”,收入《诗经·小雅》的《北山》诗就吟唱道:

    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

    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

    汉元光五年(公元前130年),当西南地区的第一个文学家司马相如,奉武帝之命,以中郎将的身份,手持天子特发的旌节,出使沟通云贵川交界的诸多部落、部族王国,劝告他们归附大汉时,心中所奉行的,就是这种大一统的思想。

    出生于云南近邻蜀郡成都,精通琴棋书画,名列汉赋四大家之首的司马相如(公元前179年—公元前117年),第一次离开家乡入朝为官和辞官做梁孝王门客期间,就写出了汉赋的代表作《子虚赋》,以虚拟的楚国使者子虚和齐国乌有先生设问设答的方式,描述云梦泽的奇观胜景和楚王壮观的狩猎娱乐活动。汉武帝读到这篇赋时,以为是古人作品,大为赞赏,遗憾“不得与此人同时”。得知作者就在自己治下,马上召回了已经返回成都故里,演绎了“琴挑文君”“当垆卖酒”的浪漫连续剧,既赢得美人归,又获赠百名僮仆百万钱,与卓文君在成都“买田宅,为富人”的司马相如。见到喜好词赋的今上武帝,司马相如说《子虚赋》写的不过是“诸侯之事,未足观矣”,“请为天子游猎赋”。很快司马相如就用武帝赐予的“笔札”,写成《上林赋》“奏之天子,天子大悦”,任命为郎官,成为武帝身边的“言语侍从之臣”。也就在此际,具有雄才大略的武帝,把开疆拓土的目光,转向部落部族王国林立的西南夷地区,而生长于西南重地成都、熟悉西南夷情况的司马相如,正好切合武帝的某些需要。

    汉王朝称为西南夷的地区,是包括今四川西部、南部和云南、贵州等广大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。商周之际,西南的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人助周克商,参与了牧野之战。后来的周景王使曾声称“巴、濮、楚、邓,吾南土也”(《左传》昭公九年),但是这片地区,当时只是由“掌蛮、夷、闽、貉、戎、狄之国使,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,以和亲之”的“象胥”加以联络,并未直接掌控。所以尽管后来中原在“礼崩乐坏”后,历经争霸称雄的春秋战国,秦王朝“废封建,置郡县”,楚汉相争,到汉朝建立,建都长安,“文景之治”为中央集权、治理边疆提供基础时,西南夷地区依然是“君长以什数”,云南更是各部族依山林、坝子分置分立。

    在司马相如担任郎官,侍从武帝数年后,出于治理南越、交趾、西域的需要,尤其是为了开辟经滇、昆明等部族之地通往大夏(今阿富汗北部)、身毒国(也称天竺,今印度)的通道,武帝派遣中郎将唐蒙,开辟由巴蜀通往夜郎、西僰中(今贵州、云南)的道路。因为唐蒙在征调巴蜀官吏士兵等问题上处理不善,引起当地民众恐慌。武帝就派遣司马相如去问责,同时向地方民众作安慰解释。 司马相如到了当地,写出《喻巴蜀檄》宣传阐释武帝“存抚天下,辑安中国”的弘大国策,以及作为大汉臣民所应尽的“人臣之道”。这篇文章虽然是针对巴蜀地方官和民众的,但其中就秉持“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的观念,说到开辟道路所要通往的云南地方,“南夷之君,西僰之长,常效贡职,不敢怠堕,延颈举踵,喁喁然皆争归义,欲为臣妾,道里辽远,山川阻深,不能自致”。说是夜郎等南夷的君主、滇池一带西僰各部的头领,都向往归顺朝廷,只是因为路途遥远、山河阻隔,无法到朝廷上去效力。 由此可知,在司马相如眼中,当时被视为“蜀西、南外蛮夷”的地方,对中央王朝始终充满向心力。所以当开辟通往西南夷道路进展不顺,受到蜀郡百姓和朝廷重臣非议,认为劳民伤财没有用,武帝征求司马相如的意见时,司马相如说这些地方“秦时尝通为郡县,到汉兴而罢。今诚复通,为置郡县”。武帝觉得有理,“乃拜相如为中郎将”,出使南夷作沟通招抚工作。同时“副使王然于、壶充国、吕越人驰四乘之传,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”(王然于到达滇池,见到了滇王)。

    司马相如为了再向朝野的反对者申明开拓治理西南夷,是“贤君即位”的大汉以“非常之事”建“非常之功”,让天下人心悦诚服所必需的举措,又写出了《难蜀父老书》,针对有人认为西南夷这些地方,自古以来就与中国并存,是仁者也不想用恩德感召、霸者也不想用武力征服的地方,说明贤明的君主即位,必然创立新学说,宣讲大道理,开创新格局,使之成为后代的榜样,而且认为世上还有享受不到王朝恩泽的地方,是一种耻辱。更何况这些地方都向往大汉,埋怨传闻中仁德像大海般深广、恩泽普施万物的当今至仁天子,为什么会遗忘了他们。如今朝廷致力于打开沫水若水上的边关,修筑零山上的通道,就是要在这些地区“创道德之途,垂仁义之统”,实现“遐迩一体,中外禔福”。

    司马迁无以伦比的首创之功

    虽然《尚书》中已经有涉及远古云南的档案,虽然近邻成都出生的汉代词赋大家司马相如曾出使到云贵川交界,写下宣扬西南夷地区向往大汉王朝的雄辩美文,但首次以史传巨著向外界完整讲述云南故事的,另有其人。

    汉征和二年(公元前91年),司马迁以所创造的纪传体,完成了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,考之行事,稽其成败兴坏之理,凡百三十篇”的《太史公书》,就是二十四史之首的《史记》。在这部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纪传体史书的最后一篇《太史公自序》中,司马迁介绍了自己20岁开始南游江、淮地区,登会稽山,探察禹穴,观览九嶷山,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;北渡汶水、泗水,在齐、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,考察孔子的遗风,在邹县、峄山行乡射之礼;困厄于鄱、薛、彭城,经过梁、楚之地回到家乡。“于是迁仕为郎中,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,南略邛、笮、昆明,还报命”。也就是在汉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年),司马迁曾经受命巡视西南夷,到达了昆明国。两年后的元封二年(公元前109年),滇王“举国降”,大汉在云南新添益州郡。至此,原先流离于大汉天子恩泽之外的东越、南越、西南夷,才渐次融入大汉王朝。次年(元封三年),司马迁继父职出任太史令。这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事,却成为云南得以进入史册的决定性事件。

    当上太史令的司马迁,从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开始撰写“绍明世,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,本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之际”的《太史公书》。自《春秋》搁笔后,因为“诸侯相兼,史记放绝”,已经400多年没有这样的著作出世。到“滇王离难西南夷,举国降,请置吏入朝”的这一年,华夏大地实现了前所未有的“海内一统”,论著撰写一部弘扬《春秋》传统的宏大史志,成为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必须来完成的使命。或许正是因为司马迁曾经“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,南略邛、笮、昆明”,对滇在推进朝廷开拓经营西南夷的“首善”之功,有切身的认识,而且司马迁在这件大事上既是亲历者,又是直接的参与者,因而在“作《西南夷列传》第五十六”时,对滇给予了特别的关注。在1325字的《西南夷列传》,“滇”字就出现19次,从本传的开头就说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,夜郎最大。其西,靡莫之属以什数,滇最大”,至结束时直接出面以“太史公曰”赞叹天佑楚国祖先,六国都亡了,独有楚的后代“尚有滇王”;“汉诛西南夷,国多灭矣,唯滇复为宠王”。司马迁既对滇赞赏有加,后世以司马迁为榜样的史家,自然一以贯之。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最先向汉使者提出“汉孰与我大”的是滇王,夜郎侯不过是鹦鹉学舌问了同样的问题,后世笑话的却是“夜郎自大”而非“滇王自大”。

    司马迁撰写的《西南夷列传》,不仅是历代史传中记述云南历史源流的开山之作,而且还是首篇由史家亲临其地巡视考察并参与、见证当地重大历史事件进程,完美体现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,考之行事,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写作《史记》意旨的范文。这样的情形和荣耀,在“二十四史”中或许是绝无仅有,从此,滇地“肥饶数千里”,几十个部落、部族长期相安并存,能够让远来的楚国军队“变服,从其俗”,能够在汉使者夸夸其谈中自信地问“汉孰与我大”,又能顺应时势“请置吏入朝”等等,就在史传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美名,后来的种种史册,对这段历史只有完全抄转司马迁的著述,或者在引述的基础上作少许修订增补。责任编辑: 王大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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