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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西昌,克惹晓夫请我吃饭,餐馆名叫美姑岩鹰鸡。鹰是彝族的图腾,彝族的第一个歌唱组合叫山鹰。那是大凉山土生土长的三个彝族小伙,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天,他们如受神谕,将某首歌分成声部来,根据每个人的音色来唱。于是,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歌唱组合就这样诞生了。彝族人居高山,骑骏马,每一个血胞都能歌唱。那时我年少,将他们奉为天人。我看过他们磁带专辑的封面,背景是螺髻山,三个歌手身穿黑色擦尔瓦,梳着那时正流行于大都市里的发型,目光惊慌又意气风发。那时我认为,所谓我们彝族神话里的王子,就应该是那样。他们当然是受命运垂青的人,否则,在大凉山的土地上,连松涛都是美妙的,凭什么偏偏他们三人成了广为人知的歌手?

    岩鹰是地方叫法,大概是鹰的一种吧。小时候外婆骂鸡——“岩鹰打的。只是,把岩鹰和鸡组合起来,却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岩鹰鸡,是从鹰爪下逃脱的鸡吗?即使它能从岩鹰的利爪下逃脱,也逃不出彝族人的掌心。

    一桌彝餐很快上桌。砣砣肉、香肠、洋芋、苦荞粑粑、烧鸡、酸菜汤。这些菜肴,对我来说,与其说是味道,不如说是回忆。它们盛放在由红黑黄三色漆成的木器里,既神秘庄重又热情奔放。喝啤酒,没有醉意,只不断有人起身,厕所在门外的角落里。席间谈起几件事:一、某餐馆招人,在招聘启事的括号里写,彝族人除外,这事引了众怒,有彝族人相约去砸店;二、某政协委员提议凉山禁销啤酒。理由是,啤酒贵而不醉,让彝族人致贫。席间的彝族人,有大学教授,有作家,有毕摩,有媒体人。谈及这些事,或笑或骂。快散席时,依乌教授说起我第二天要去越西,那毕摩便在桌上念了一段经文,大意是祝辞,一路平安。

    我在邛海边的酒店醒来,已是中午。我站在阳台上,左边是邛海,右边是泸山。如果在地壳运动之前,我身边的山和水的位置,应该是刚刚相反。

    越西距离西昌一百三十公里。但距离并不是决定时间的绝对因素,还要看路况。凭我的经验,这样的线路上,应该不时奔跑着客车和专线面包车。但是下午已经没车跑越西了。火车要在夜里三点才有。我只能寻找拉客的私家车。这样的车辆,被认为是非法营运。

    一个说着半生不熟普通话的男子接了电话。他说正在开车来西昌的路上,还要一个小时才到。我刚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吃顿饭。不再大碗喝酒,大块吃肉。一份酸菜鱼,一杯自酿白酒即可。可是,酒足饭饱后,车却迟迟不来。

    “你到哪里了?”

    “路上堵车,还有五分钟。”

    我将行李搬到路边,等了一个小时。于是我明白了,时间在这里是无效的。他说的五分钟,其实就是时间很短的意思。至于有多短,这得由路上的交通说了算。但我没啥好抱怨的,至少最后上了车。吉利轿车很旧了,散发着异味,但在彝族小伙拉体的手上,它像赛车一样动如脱兔。穿过高山峡谷、浑浊的河流和三县交界的小镇,山风送来夏季的混合气息。我想起聚斯金德的《香水》。如果是格雷诺耶,他会闻见这山风里野草、药材、畜牲、庄稼、石头、披毡以及毕摩手上的法器的气息。至于那些已经念诵了千年的经文里,那是鬼神的气息。

    群山令人畏惧。所有的山,都只比天低一线目光。如果我站得足够高,可以看到,其实西昌和越西之间,就只隔着一座高山。

    “等到山顶的时候,我会停下让你看看。”

    “什么山?”

    “小山。”

    小山是当地人的习惯叫法,其实是小相岭。是当地汉族人为纪念诸葛亮南征的时候经过这里取的名。彝人唤“俄尔则俄”。我们说这话的时候,汽车正顺着峡谷而上。海拔在一点点升高。空调关了。险峻的高山令人胆寒。山的伟大在于亘古沉默。如果这山上的一个石头开口说话,他会首先说出什么?是飞禽走兽的踪迹,还是第一批踏上这片土地的彝族先民?是回到祖先身边的灵魂,还是一场家支间的混战?

    所谓山顶,其实就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垭口。七月的天,突然就冷了。雾浅浅的,顺山铺开,像水在缓缓流动。厚重的云层向上遮住太阳,向下压住山顶,这天地间就有了浓墨重彩的沉着与凛冽。我固执以为,这才是大凉山该有的色彩。

    山上是鬼神居住之地,山下是人间。火把节将近,已经能看见背着火把穿街而过的人们。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彝族人来说,这节日的隆重不亚于过彝族年。节日,意味着消费。每年的农历六月底,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广西,只要有彝族人居住的地方,都会不同程度地举行火把节庆祝仪式。

    大约一年前,读《我的凉山兄弟》,刘绍华先生提到一个地名:普雄。他认为这是凉山的出入口。所以,当越西籍诗人阿苏越尔问我想去哪里时,我告诉他,我要去火车站。他似乎有点失望,告诉我,那地方没啥意思。但我坚持要去。我要看火车如何穿越大凉山,如何将彝族人和世界联系起来。

    我奔一个叫乃托的小站而去。出租车飞驰在山腰,我时常有四轮悬空的幻觉。山下是越西大河。群山耸峙,是飞禽走兽的天堂。然而,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火车是如何在这山里奔跑了四十年。直到我看见了桥。那桥从山肚子里伸出来,被越西大河对面的一座山接住。

    然而,我高估了一个火车站。在山腰,在河的上方,那应该是一块勉强称为平地的地方。我想象中,有大包小包提着行李的人,有胆大不甘的梦想家、奄奄一息的失败者和形迹可疑的人。一列火车像一颗子弹,将他们从故乡射向远方。

    乃托火车站出奇地安静。那是个赶集天,我能够轻易数清一条街上的人。有人向我投来好奇的眼神,仿佛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窥探之心。太阳照着峡谷,地面腾起热浪,几家小商店里出售啤酒、香烟、矿泉水、方便面等物品;小餐馆里,只有苍蝇陪伴着坐在门口的店主。还有一两家冷饮店,但此时最受欢迎的是冰啤酒。黑皮肤的彝族人坐在店里,像喝水一样喝着啤酒,无所事事打发着时间。空荡荡的山谷,就像一个空空的酒瓮,说句话就能泛起回音。

    我想起一九八五年,我父亲从西昌上火车去江南,就从这里经过。那时,在大凉山的另一个角落,火车仍然是一种传说。相比之下,这里的人们是多么幸运。即使是村里最穷的人,他们也见识过这宠然大物吸走或吐出人。一个故事在凉山地区广为流传:火车刚开通时,有善良的老人念其身躯庞大,力大无比,在火车停下之时,割草来喂它。这不是一个愚昧的笑话,而是万物有灵。

    我见过无数的车站,也见过无数的火车。但我第一次跑到一个地方去看车站和火车。蓝天、白云、青山,一列火车缓缓驶来,地动山摇。飞鸟和野兽早已吓破了胆,逃向更远的深山,而人们早已见惯不惊。

    越西这地方,早在汉朝便是灵关古道经过地。修建于六百年前的灵关桥上刻满了脚印,大人的或者孩子的。脚印和桥一样古老。每一个脚印的主人,都是一个病人。当地汉族人认为,把脚印刻在灵关桥上,南来北往的人鬼神会带走他们身上的疾病。如果能够祛除疾病,用什么手段并不重要。

    蜀人司马相如当然不会想到,若干年后,灵关古道上奔跑着汽车。只有灵关桥卧在激流上,承载着健康的愿望。文昌帝君张亚子故居据说就在不远处的水边。自从到了越西水观音,我信了这个传说。金马山下涌起的十二口泉眼,在拜仙桥那里形成一汪碧潭,然后奔流而下,过零关桥,流向远方。大地在这里显示出了他的仁慈,山张开怀抱,水汩汩而出。我去时,暮色四合。文昌帝君是人是神已不重要,这山水让人有皈依之心,要么生在这里,要么长眠于此。

    上善若水。第一群走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一定因为这水而选择在此繁衍生息。如鸟兽,如草木,生死有地。大禹治水时,这里是九州之一的梁州;先秦时,这里是西南夷地;宋为邛部川,元为邛部州……今天,这里是凉山地区最大的县城坝子。七月的风里有庄稼成熟的气息,顺流而下便是远方。

    人和鸟兽鬼神结伴为邻。彝族人尚鬼神,越西和甘洛的交界处有山叫达布洛魔,据说,所有的驱魔仪式都会把鬼往这里赶,少有人敢亲自前往。我也不敢去。我怕迷失于茫茫丛林,被一株草绊住,被一根树枝挽住,被一声不明物的叫声吓破胆。

    可是,这里分明随处可闻鬼神的传说。我去普雄火车站,经过一个叫书古的地方,面对一片高山草甸,同行的依布告诉我,这里以前是个湖泊,但因为两个神仙打架,越西的神仙把这个湖泊输掉,于是水流走了。

    车窗外飘着雨,雾像水墨在纸上洇开。被赋予了神奇色彩的草甸上,大雁没来,只有凉风吹着正在灌浆的玉米和水稻。

    中途去瓦曲村。一个以银饰加工著名的彝寨,吉普赛人一样的彝族男子背着风箱,走遍凉山,彝族人身上头上的银饰,绝大多数出自瓦曲人之手。成都、西昌、越西、普雄,这越来越近,渐渐缩小的城市中,都能看到瓦曲银匠的身影。

    山下便是普雄镇。这个因火车而闻名的地方,已今通车四十余年。成昆铁路1958年动工建设,1964年复工建设,1970年竣工通车。这些年份,并不仅仅是数字。所有坐过这条线上的火车的人,都应该记得普雄站。与其说这里是一个镇,不如说它是一个王国。每一列火车都装满心事。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。商人嗅着金钱的气息而来,旅客风尘仆仆而来,他们或以此为根据地,或匆匆路过,让这群山里的坝子成为了著名的小香港。这里是勇敢者、勤劳者、冒险者的天堂,歌舞升平,轰轰烈烈。群山沉默,火车飞驰。旅客如蜂如蚁。人们用好奇的目光相互打量,原始和现代的气息交汇于此。这里是江湖,这里也是生死场。

    然而,当我们开始追忆一个地方的繁华之后,我们其实正面对着冷清。如今,这里正在褪去荣光,成为群山之中一个通火车的镇而已。高铁的线路就在不远处。人们喋喋不休地提起它的辉煌年代,像是怀念他们回不去的青春。最辉煌的歌舞厅已经坍塌,纸醉金醉的女人早不知所踪,至于流水样的客人,他们早已忘了普雄之夜。马车在街道上来回奔跑,一遍遍将客人送向火车站,铁路的两端,是成都和昆明。

    孩子们在街上追逐,他们不知道这里的过去,正像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前世。他们只管对过往的陌生人做鬼脸,或在镜头下蒙住脸。理发店、餐馆、副食店、服装店、酒店,门前冷落,店主百无聊赖,目光像脆弱的蜘蛛丝,眼睁睁看着行人消失不见。

    这是一个喝醉后昏昏沉沉的下午。一列火车停下,三五个乘客上车,慢吞吞地行走,三步一歇。在一个以效率为追求的时代,慢,似乎意味着落伍。但是,我喜欢这慢下来的普雄。

    说到底,这里还是人们的家园。宽阔的坝子里,稻谷正在成熟。彝人多居高山,远离水稻,但在普雄,这里有盛大的尝新米节。跟水冷草枯的高寒山区相比,能够产水稻的地方,都是被诸神眷顾之地。彝族的水稻,来自于神话。说的是:远古无稻,神狗历尽艰险到百草结稻穗,稻谷金灿灿,蒿枝结花椒,花椒红艳艳诗母恩噔(祖界),在谷种上打滚,将稻谷带到了人间。至于那些水稻最早产于中国湖南,距今一万二千年前之类的史料,在这里统统失效。

    这是很多人的故乡,也是很多人的他乡。在这里,一个石头、一棵树、一座山、一条河、一头野兽、一只飞鸟,都是神的遗物,人也是。神在举头三尺处,神在心里。在这里,神话洞穿时间,比穿过群山的火车更永恒。

    过年记

    黑铁锁泛着白霜,太阳升起不久。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发出孱弱的啁啾,听起来像是呼救。更多的飞鸟和野兽,藏在树林或洞里。这是腊月的凉山,不止是凉,而是寒冷,太阳成了天空的装饰品。土筑的老屋在被锁上后,唯一的动静将来自老鼠。鸡窝空了。牛圈空了。电表停止转动。灰尘落向家具,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被擦去。

    整个冬天,我父亲都在修葺老屋,将屋顶的瓦片加厚加密,将阴沟疏通。总之,要让这个即将无人居住的老宅能够独自对抗风雨。他还做了另外一些准备:承包了土地、嘱托人看管着山林和一百来棵已经挂果的核桃、杀了年猪,将肉分成三份。两份运往昆明,一份将由他带到重庆。

    我父亲今年六十一岁。他早年四处漂泊,从西南到江南,辗转几千公里,可能是当时村里走得最远的人。后来断了外出的念头,在乡村学医,学巫,学风水。我不知道他的道行到底怎样,但我知道他是个不错的猎人。再后来,我们长大了,一个个离开故乡。这时,我父亲仿佛才被逼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。下地干活,上山砍柴,甚至连洗衣做饭,他也开始会干了。

    一个家庭,有一个家庭的运。所谓的运,就是生活在偏僻穷乡的某个家庭,抱成团或相互搀扶,努力生活得更好。当农村不再是人的归栖之地,每一个乡村都挣扎着无望的灵魂。离开。进城。这两个词,像两把匕首扎在农村人的心里。努力上学,进城。当牛做马,进城。坑蒙拐骗,进城。每一个不安于乡土的人,内心里都藏着无奈和希望。然而,每次面对乡村,我心里都会涌起这个词:绝望。这种无望,不是房子破,不是缺衣少吃,而是无法从人身上看到希望。很多至今仍然留在土地上的人,生活得像枯草,风一吹就会断。断的也不是命,而是人和土地的气脉。我们不再和土地相依为命,而只是一种无奈之举,一种苟延残喘。我们以为更美好的生活在城里,轻松、干净、方便,体面。于是,即使我们真是枯草,也要腐烂在城里。

    我在农村生活了十八年,此后几乎每年春节都回家。我看到农村表面上的发展和变化:有点钱了,有汽车了,修砖房了,但透过这些变化,仍然是乡村精神世界的溃败。腰包鼓起来,带动了县城吃喝玩乐,也让赌博这种古老的恶习在农村得到了全所未有的发展。只有在堵场上,土地才是人们心里的依靠——输了,大不了明年再种。每一场乡村赌博,不是娱乐,而是汗水的较量。我原本也有赌瘾,后来进了城,再回乡时便成了围观者。但并不是真戒,而没有一掷金的豪气。

    看赌是件痛苦的事。无聊之际,我开始梳理农村赌博的演变。我小时候知道的赌博是掷骰子,后来这个古老的博具成了逢年过节时,老年人的玩具。麻将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时髦,但并非人人都会。后来是扑克牌,从最早纯娱乐的升级,到金花,再到斗地主斗牛。总之,娱乐性越来越少,耗时越来越短,输赢越来越大,入门越来越简单。

    可是,我无法指责他们。因为除了赌博,我实在找不出可供他们娱乐的项目。于是在过年时,人们分成了两帮,赌博的人围聚一起,赌得昏天黑地;不赌的人聚在一起,晒太阳,嗑瓜子。太阳落山时,赌场上传出输赢的消息,听者或惊或叹。站起身,拍拍屁股,回去做饭了。

    每当大年初一的太阳从山头落下,每当看到被晒得蔫蔫的人们起身回家,我心里都会产生一个疑问:这就是我们千里奔袭,想要赶回来团聚的故乡?

    当然,不可能所有人都是赌徒。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,从来不乏耕读为本的思想。具体到当下,体现为上一辈人含辛茹苦耕种,供下一辈人上学。一九九九年,高校扩招。在中国的广大农村,原本等同于状元或国家干部的大学生,一夜之间多了起来。那些佝偻着腰的父母,他们寄望于孩子大学毕业,分配工作成为城里人。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到现在也不知道,大学早已不再分配工作。那些差不多和我同龄的乡村大学生,若能通过招考进入体制,方才算了却了父辈的愿望。只是这样的幸运儿,并不多见。他们中更多的人,辗转于城市和岗位间,和他们的父辈一样,向前走,城市艰难,向后退,故乡遥远。当靠上学逃离土地的梦想几近破灭,父母们是否还会倾家荡产供孩子上学?答案不得而知。

   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,其实就是一个大农村。从前的故乡,是我们生老病死的地方,而今只是出生地。我曾在云南建水的团山古村,见到一万多平米的张家花园。此宅系张氏私人住宅,其建筑规模令人瞠目。张氏于明朝自江西迁徙至云南,又于个旧锡矿区发了财,故于团山置业,形成今天的古建筑群。那天我在团山,问身边人,如果是今天,还有人会在农村如此大兴土木吗?我们都觉得应该不会。

    今天的农村,正在酝酿着一场大迁徙。大地似乎从来就是我们初见时的模样,而我们只是地上长出的一粒草籽。中国人的族谱里写满了迁徙之辞。迁徙,就是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。

    十年前,我因工作原因,有两年行走于云南乡村。会泽白雾村、沾益松林村、墨江碧溪古村……我以记者的身份追寻着这些村落远去的文明和繁华。于是我明白,中国乡村,其实并非从来就是我们眼前的这副破败和落后。

    当农村不再是我们的精神归栖地,而只是肉身出生地,汉语诞了一个新词:留守。留守儿童、留守妇女、留守老人。农村成为了积弱之地,成了过去事物。我甚至怀疑,人与树木、石头和土地呆在一起久了,人是否会变得如草木或石头,失去了精气神。

    而中国传统文化,曾经盛行乡村。某次我回乡,闲得无事去看墓碑。那些碑文从文采和书法都令我震憾不已,即使是孝男孝女之名,也远比我们今天那些翻字典而来的名字要好上百倍。此后,我对乡村那些被风化的墓碑有着某种崇敬。也许地下埋的,就是一个掌管着乡村秩序的乡绅。秩序,意味着规矩,意味着君子有所为,有所不为。无序的乡村,就是漫坡野草,随风四散。我说的序,更接近于德。有了序,才有了和美,有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山水田园梦。

    今天的城里人,心里还装着田园梦。拔地而起的楼盘,总以依山傍水为噱头。只有在这时候,我才觉得城市与乡村,似乎并没有完全被割裂开来。即使这个城市的管理者,上溯几代,也是农民。你可以人模人样,可以指点江山,可以一掷千金,但是,你的骨子里流着农民的血。只是乡土,已不是想象中的模样。

    在今天,弃土而去成了乡村主流思想。破败和荒凉,其实仅仅只是表象。修葺了屋子,刷白了墙,修通了路,乡村就能成为乐土?人们去意已决。远走北上广深,近走几十里外的县城。

    一旦某天我们在城里安身,接走了老人和孩子,老屋在风雨里坍塌,我们将无乡可还。而这在多年以前,是不敢想象的事。九十年代初期,我还是少年,正准备考到县城去上学。那时的村里,活跃着青年男女若干,他们放牛、干活、看电影、打架、谈恋爱、私奔,他们是村里的生命力。但是今天,若非年节,你去农村看一下,土地上还有谁?

    当然,不可能所有人都有机会和能力逃离土地,但当一代代农村年轻人将远走他乡当志向,我们向往的田园牧歌,其实已经成了乡村挽歌。那个你在过年时千里奔袭的故乡,其实是被你抛弃的地方。还乡,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回归。这样的回归,本身就是一种矛盾。我们一面怀念,一面逃离,一面回归,一面抱怨。

    可是,那终究是我们的生养地。当城市变空,当日程里没有了回乡计划,当别人拼命往家赶,我突然明白,事实上,我已经无乡可还。我们父母随着我们进了城,就要开始新的生活。他们要学会适应公园的热闹,学会饭后在广场上跳舞,学会在超市门口排长队,学会不要跟陌生人说话。

    年前最冷的那几天,凉山下雪了。昆明也出奇地冷。我在半夜突然想起老屋,想它在风雨中寂静无声。铁锁冰冷,老鼠噤声,只有雪花飞舞。又过了几天,我让表弟用手机拍摄老屋传给我。紧闭的大门上方,橼子即将朽断,那只黑色的老狗,守在门口。它在表弟家吃饭,然后跑回去守在门口。它在盼望主人回家,但它并不知道,主人终于如愿以偿逃离了土地。

    作者:包倬(彝族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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